郭荣当夜就出锦兴坊去见徐昭龄、金瑞，谁都知道他们是安宁宫、太子及外戚徐氏一系的人物，也不需要为此刻意避讳什么；再者，襄州城内都是大楚将臣，迎来送往也不是什么斩头的罪。
徐昭龄原为左武卫军监军使，此次又兼领西北面行营监军使，名义上是邓襄集结兵马除杜崇韬、三皇子杨元溥的第三号人物，但无论是杜崇韬个人对左武卫军的掌控，还是杜崇韬顺应天佑帝的意志，对外戚徐氏的权势进行限制，总之徐昭龄这个监军使在襄州城多少有些名不符实。
除了监察左武卫军及襄州诸部兵马有无异动，徐昭龄手里并无太多的实权，不像有一部分南衙禁营军以及北衙侍卫亲军，录事参军及法曹参军等将，都要向监军使直接负责。
实际上徐昭龄的个人能力也有所欠缺，要不然的话，作为徐氏仅次于徐明珍父子的核心子弟，徐昭龄即便不在朝中直接掌握要害部门，也理应执掌像润州、扬州或余杭等大州大郡的军政之权，而不是作为监视限制杜崇韬的棋子使用。
徐昭龄在襄州不直接掌握实权部门，身边除了数十护兵外，所能调用的资源，甚至都不如职方司邓襄房主事金瑞。
此外，郭荣真有什么不满，也只能质问邓襄房主事金瑞办事不力，还没有资格对徐昭龄指手划脚。
面对郭荣的指责，金瑞枯瘦的脸颊挤出一丝苦涩的笑。
他是早就注意到三皇子身边的侍卫人马频繁更换，李知诰、韩谦身边的扈卫也频繁进出襄州城，但除非杜祟韬下令或者徐昭龄以监军使的名义强烈抗议，不然在襄州城里，还有谁能对这事指手划脚？
当然，金瑞注意到锦兴坊那边的异常之后，有提醒徐昭龄，奈何徐昭龄没有足够的重视，金瑞也没有无计可施。
除了动用最暴烈、最直接的手脚，职方司邓襄房受金瑞掌控的那些精锐斥候，也只能盯着龙雀军那边的动静，却没有其他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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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权。
不过，当前最紧迫的还不是三皇子身边有什么异动，而是寿州在蔡州南部、光州北部的兵马，正承受着梁军所施加的极大压力。
他们此时更应该共同努力的，是要使得在邓襄方向所集结的大楚兵马能够更积极主动一些，以缓解寿州军此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，甚至暂时跟三皇子所属的龙雀军合作，也是在所不惜的。
因此，对于郭荣建议徐昭龄出面阻拦三皇子与沈漾向杜崇韬讨要空饷军粮，以限制龙雀军在左前部能有什么作为，金瑞心里则是不赞同的。
事实上，龙雀军倘若能对少习山一线的梁军有所作为，甚至进而威胁到梁国整个山南地区，必然能叫梁国此时集结于潼关、洛阳一带的后备兵马不敢轻举妄动，这实际上也将能缓解寿州军在北线的压力。
不过郭荣、徐昭龄未必会这么想，金瑞也就不便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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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秦王怫然怒，谓唐雎曰：‘公亦尝天之子怒乎？’唐雎对曰：‘臣未尝闻也。”秦王曰：‘天子之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’唐雎曰：‘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？”秦王曰：‘布衣之怒，亦免冠徒跣，以头抢地耳。’唐雎曰：‘此庸夫之怒也，非士之怒也。夫专诸之刺王僚也，慧星袭月；聂政之刺韩傀也，白虹贯日；要离之刺庆忌也，仓鹰击于殿上。此三子者，皆布衣之士也，怀怒未发，休寝降于天，与臣而将四矣，若士必怒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缟素，今日是也’……”
待沈漾又从军中选拨两百多少年将勇加强新编侍卫营的实力之后，即便领受民夫钱粮一事暂时还没有出结论，韩谦便过来跟三皇子辞行，准备前往沧浪主持筑城之事。
即便沈漾、郭荣、陈德、柴建、李冲等人在场，韩谦犹是侃侃而谈，
“沈漾先生必然跟殿下传授过此文的要旨，但韩谦从此文所悟却是另一番道理，殿下可要听一听？”
“韩师请讲。”杨元溥专注的往前倾过身子，示意韩谦继续讲下去。
“韩谦从《唐雎不辱使命》一文所悟的道理，乃是天子之权位于五步之外、千里之内——五步之内，天子亦与常人无异。前朝中晚期以降，诸君王性命都操|弄于宦臣之手，即五步之内不保，自然难谈五步之外、千里之外的天子之权了，”韩谦坐于案前，侃侃而谈道，“此时沈漾先生为殿下所选三百少年将勇，皆少年心性、意气风发，还没有学会背叛，还没有学会阴谋，殿下当亲事之，明示训令，严加操训，遇赏则赏，遇罚则罚，待殿下能掌握五步内之事，便能谋千里之权，切不可操之过急，也不可失之懈怠，将五步内之事委于他人……”
沈漾、张平皆以鼻观心，不置可否；陈德嘿然而笑，觉得韩谦此议怪诞新鲜；柴建、李冲则目藏怒色杀机，郭荣则似有所思。
（本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