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，以“谋叛欺君罪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。押赴刑场后，刽子手尚未下手，北京围观百姓即扑前生咬其肉，直见内脏。之后亦争买其肉，以下酒泄愤。一代忠良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，似乎也正应了那句伴君如伴虎的古训箴言。
李夔知道，这样残酷的刑罚若要施行，那庆善必会在巨大的恐惧下，供出幕后之人为邢行。这是邢行所绝不能同意的。
所以，在李昌符下定决心去抓庆善等人，作为不良帅的邢行，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
那就是，找到庆善，并偷偷的杀了他。
不然的话，无论是放走庆善，还是由李夔来抓到庆善，邢行本人都是死路一条。
一时间，整个大堂之中，又是一片静默。
在这沉默之中，这时的李夔，却忽然由抓捕庆善，转而想到了另一件事情。
那就是，在这个古代社会里，既然刑事技术水平低，官府来办案的话，还会依靠刑事技术来克制犯罪吗？
应该是当然不会了。
这里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，那就是，罪犯不可能天生就水平高，他的犯罪技术，总是需要学习成长的。所以，既然刑事技术水平低，那就采取相关的措施，阻止他成为高水平罪犯不就好了么。
因此，古代我们对付犯罪不是通过发展刑事技术，而是采取的社会性控制的手段。这种手段，大家其实是耳熟能详的：编户齐民、十户连坐通过编户齐民，限制流动，让大家活在熟人之间，这件事会是谁干的，大家都一目了然、心知肚明，通过熟人间的了解和对坏人的排斥，一般人就不会去犯罪。通过连坐，迫使邻里彼此监视，谁干点啥，邻居一清二楚，只要你不光明正大、只要你总是遮遮掩掩，那你干坏事就是大概率的。通过这两点，就可以得到了一个犯罪率很低、很容易圈定一个小范围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环境。
然后，官府再对轻罪重罚、对罪犯进行群体性排斥的惩罚性手段，那么，绝大多数的罪犯就没有机会成长为精英罪犯了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再发生恶性案件，有了对矛盾清清楚楚、彼此监视、彼此了解的熟人，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、什么现场，就看是矛盾冲突点、就是看谁行为异常，在连坐的威慑下，谁干的立马就知道了。
再接下来，官府按概率大小，挨个抓了由经验丰富的职业人士进行连打带诈的拷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那没啥经验还没来得及成长的罪犯大概率就会对不上，而只要对不上，那就能基本确定了。
所以呢，既然刑事技术水平低，那官府也有相关的应对智慧。
旨纳起来，就主要通过以下几点：1、通过限制流动和连坐，营造一个低犯罪率的、德治的熟人社会2、基于低识字率的现实，阻止犯罪知识的传播、罪犯犯罪经验的积累3、轻罪重罚，提高犯罪的成本，通过株连来提高协助犯罪的成本。
这三种手段，在一般的太平盛世基本就可以遏制绝大部分的犯罪，而即便出现了激情犯罪，也很难成长为精英犯罪，而绝大部分因为经验不足被专业的、有经验的破案专业人士所侦破。真有极少数罪犯逃过了专业人士的侦破，由于低流动性和严密的邻里监视，其也很难再次或屡次犯罪，因为宵禁、路条、户籍等社会管控措施和熟人社会中陌生人太过显眼，其一旦流动再犯罪就非常危险了的。
当然了，要实现上面这些条件，有一个总的前提：那就是社会要比较安稳。而如果社会比较动荡，或者处于战乱之世，其实应对之策，反而更简单了。
因为社会动荡，那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安危，即抱团依附于强权，而强权在乱世为了提高管理效率、降低动员成本，会加大连坐与株连的范围与程度，顺便就阻止了犯罪。而在天下安定，从动荡想安稳转换的过程中，首要的措施就是阻止人员流动，使之定居成为熟人。如定户籍、在要地设巡检所查路条等阻止流动。通过这些措施，最终达到逮捕罪犯，维持治安的目的。
行军司马赵之度再度上前，用威吓的语气又问了他一遍：“那你现在，能告诉某等，吴老夫究竟被尔等藏在何处了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