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5年的时候，马俪文拍了一部《我们俩》，讲述一个莽撞的小女孩和一个孤独的老太太，从磕磕碰碰到相依为伴。
《我能说》有些类似，不过要显得刻意一些。
老太太见弟弟可怜，时常给他做饭吃，江科长心怀感激，便答应教她英语。
这种戏码对周瑾和李民启来说，毫无难度，两人相对而坐，灯光昏黄而温馨。
“周一、周三、周五，一周三天够了吧，不收你钱。”
“你这意思是……答应了？不收钱那多不好意思啊。”
周瑾一笑，“公务员不允许从事兼职，不过，如果我下班晚了，您能帮我弟弟准备晚饭吗？”
“能，太能了，我保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，”老太太惊喜不已，飞快地跑去拿了英语书过来，“今天不就是周三嘛，打铁要趁热。”
“好，”周瑾道：“不过不用学那么难的单词，日常沟通的话，用简单的词汇就可以了。”
老太太马上反应了过来，“那你还考我那么难的词，什么经度、纬度、生态学……”
“啊，这个……”周瑾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他总不能说是故意刁难吧。
老太太嗔怪地瞪他一眼，“你可真够坏的，难怪能当公务员。”
周瑾赶紧转移话题，“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，见面问好，How are you？”
“I’m fihanks，and you？”老太太一口的京片子，说得标不标准不好说，反正嗓门贼大。
“good，”周瑾赞了一句。
之后几天的戏份，基本都是江科长带着老太太学习英语。
两人用英语对话，用英语玩游戏，用英语唱歌，甚至还一起去酒吧，找老外搭讪聊天。
看起来老太太很烦人，一直在麻烦江科长，但不知不觉间，江科长那颗冷漠的心也被打动了。
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如此奇妙，一老一少的羁绊也很和谐。
这天晚上，两人从酒吧归来，因为喝多了酒，找了张长椅坐下，长椅两侧，是朦胧的路灯。
江科长首次袒露了心扉：
“我读高中的时候，父母瞒着我生了弟弟，我一怒之下，报了离家很远的大学，没多久，妈妈就去世了。”
说到这里，周瑾换了英语，“我匆匆赶回来办了葬礼，再次离开的时候，根本不了解家里的情况，因为怕我担心，爸爸一直瞒着我……一年以后，爸爸也去世了。”
“我想，他们一定是早有预感，怕我孤独，才生了弟弟，只是我那时候还不明白。”
“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想成为一名歌唱家，带着吉他走到哪唱到哪，，现在却留在信访局，变成了老百姓的出气筒，过着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……真是抱歉啊，没能活成最想活的样子。”
“唉~”李民启长叹了一口气，“原来你也有这样悲伤的过去。”
周瑾很惊奇地看着她，“你居然都听懂了？”
“没有，”李民启道：“不过，只是听你的声音，大概也能猜到。”
虽然汉语、英语语言不通，但说话的声音却骗不了人。
有些疼痛被包裹在糖衣底下，只有同样疼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。
这是属于人类共同的情感，和语言没有关系。
“你呢，为什么要非要学英语？”周瑾扭头问她。
“我也有个弟弟，”李民启看着远方，“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，但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。”
“想通个电话，但没法沟通啊，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身体怎么样，子女们好不好……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”
镜头逐渐拉开，俩人坐在长椅上，灯光朦胧，树梢上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，清冷无比。
“好，”文穆野站在不远处，鼓起掌来。
“哎哟，终于演完了，”周瑾伸个懒腰，扶着老太太站起来。
他以前觉得演技好就是要爆发，表情要狰狞，情绪越激烈越好，现在却有了些新的体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