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时中是寿州寿县人，登进士第，历任吏部侍郎、尚书右丞、中书门下侍郎等要职。政和年间，他曾经担任过春官，负责编辑地方上奏的各种祥瑞。他做事很认真，当无法用文字来描绘那些祥瑞时，他就用图画来表述。他呈送的《政和瑞应记》以及《赞》，曾获得蔡京好评，宋徽宗也很喜欢，后来他便以此平步青云。他与蔡京的关系一直很好。
关键时刻，宋徽宗让白时中这样的只懂得献媚的文人出任宰相，这只能说明，宋徽宗的用人之道的确存在问题。作为一个领导者，其领导水平的高低，往往通过其所用之人就能很鲜明地反映出来。
左相李邦彦，即所谓“李浪子“、“浪子宰相“，也不是什么“扶大厦于将倾，挽狂澜于既倒”的人物。他是大观二年的进士，长相很俊爽，“为文敏而工”。他“生长市井，习惯猥亵卑鄙，应对便捷，善调笑谑骂，能踢蹴鞠，经常以街市俚语为词曲，人争相传唱，自号李浪子”。
近几年来，李邦彦与王黼一直不断争宠，他处处与王黼作对。王黼主张收复燕京，他则反对出兵北伐。王黼在陪宋徽宗曲宴时，经常亲自登台演出粗鄙节目，“以献笑取悦”，“太子闻而恶之”，于是，王黼与太子赵恒之间便产生了矛盾。王黼见郓王赵楷得宠，遂暗中谋划企图废掉赵恒，立赵楷为太子。李邦彦则针锋相对，旗帜鲜明地捍卫赵恒的太子地位，并最终取得胜利。
李邦彦是一个有奋斗目标的人。在太学读书时，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，从“外舍生”升为“内舍生”，又升为“上舍生”，直至“上舍上等”，“上舍及第”。踏入官场后，他很善于交际，很善于奉承，长袖善舞，左右逢源，官职不断升迁，从秘书省校书郎开始，一步步升迁为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承旨、尚书右丞、尚书左丞，直至现在担任了左相。他曾说自己要“赏尽天下花，踢尽天下球，做尽天下官”。
现在，李邦彦见“总领三省”的太傅王黼虽然已经失宠，但还没去职，遂私下里悄悄与蔡攸密谋，打算弹劾并罢免王黼。
王黼失宠，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推荐谭稹失察，其实，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宋徽宗突然发现，王黼与梁师成居然是邻居，而且两家还有便门想通，宋徽宗“始悟其交结状”。任何朝代，大臣与内侍相交结都是犯忌讳的，皇帝对此都很敏感。
朝官不得交结宦官，宦官也不宜与朝官交结，这是宋代防范宦官专权的一条重要原则。按照规定，两者若相互往来，将受到惩处。然而，宋徽宗时期，特别是宣和以来，宦官与朝官相交结，已成为一种普遍风气。当时，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于宦官之门，“相习成风，皆以附内侍为荣“。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，无不门庭若市，他们“各立门户，公受货赂，以贩鬻官爵。“
自从收复燕京以来，王黼“益得志”。那是宣和五年十一月，王黼对宋徽宗说，他家的屏风生出一枚玉芝，“请上临幸”。宋徽宗很好奇，于是便来到王黼宅邸参观。王黼这套宅邸也是宋徽宗御赐的，坐落在京城西区宜秋门外，与梁师成宅邸对街，两家开了一个便门，以相往来。宋徽宗从便门先到梁师成家走了一趟，然后又回到王黼家观赏玉芝。
这时，王黼独自出门，“传旨及赐命，放散侍从百官。于是禁卫诸班直争愿见上，始谢恩，不肯散，因大詾詾”。听到外面有纷扰喧哗之声，宋徽宗在粱师成和谭稹的扶持下，走出庭院大门，对侍从百官们“抚谕之”，禁卫诸班直这才稍微安定。
这天晚上，宋徽宗在王黼家喝的酩酊大醉，话都不能说了，昏昏睡去。直到夜里漏上五刻之时，宋徽宗才醒来。宋徽宗没从皇宫大门回去，而是下令打开龙德宫与皇宫相连的一道夹墙，从“小门以过，内侍十余人执兵接拥”，“三衙卫士无一人得入者”。
皇宫里面气氛很紧张，“是夜，诸班禁从皆集教场，备不虞，几至生变”。
由于饮酒过量，第二天早晨，宋徽宗仍不能上朝御殿。不久真相大白，“人心始安”。这事影响很坏，“祖宗以来，临幸未之有也”。
宋徽宗之所以喝醉，大概是他觉得王黼太让自己失望了，心情不好因以致醉。当初，宋徽宗力排众议，破格提拔王黼，可以说对他是寄予了厚望。宋徽宗给王黼的待遇也最高，“恩数异于他相”，不仅赐给他宅邸，还亲自给他的宅邸命名为“得贤治定”，甚至又亲自给他题写了载赓堂、膏露堂、宠光亭、十峰亭、老山亭、荣光斋、隐庵等七块碑额。
王黼与粱师成在宋徽宗面前都很会表演，王黼才智出众，能言善辩，既善于揽权敛财，又善于巧言献媚，逐步赢得了宋徽宗的信任。而梁师成则是另一种风格，他愚讷谦卑，老实厚道，不能说不会道，但他善于察言观色，处事老道，也深得宋徽宗的宠信。近几年来，他二人在宋徽宗面前一唱一和，阳奉而阴违，可把宋徽宗给害惨了。
宋徽宗一场大醉之后，王黼不仅彻底失宠，而且其政治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。
不久，年仅三十五岁的御史中丞史何栗挺身而出，他上疏弹劾王黼，连奏七章，列举了王黼奸邪专横、阳奉阴违、结党营私、巧取豪夺、骄奢淫逸等十五条罪状，请求朝廷罢免王黼，并按律治罪。
何栗，字文缜，仙井监(今四川仁寿)人，政和五年进士第一名即状元，颇得宋徽宗青睐。刚开始担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后官职逐步提升。因为他博学强记，正直敢言，宋徽宗安排他担任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。